玉準輪科輯要 - U19: Difference between revision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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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玉準輪科輯要》(簡稱《輪科輯要》),孚佑帝君請頒,乙丑夏(鳳凰山)述古老人題標題,北京同善總社金科流通處敬刊,版心有“北京天華館印”字樣。金科流通處也刊行了《三洞拾遺》版《金科輯要》,刊行年份為1926年,可以認為《輪科輯要》和《金科輯要》同時期在北京刊印流通。善書圖書館中有同名善書,但那本是光緒丁丑三年(1877年2月13日-1878年2月1日)新鐫,醴南官溪劉藜光堂藏版,內容、刻印字體等也和此版本有差別。 | 《玉準輪科輯要》(簡稱《輪科輯要》),孚佑帝君請頒,乙丑夏(鳳凰山)述古老人題標題,北京同善總社金科流通處敬刊,版心有“北京天華館印”字樣。金科流通處也刊行了《三洞拾遺》版《金科輯要》,刊行年份為1926年,可以認為《輪科輯要》和《金科輯要》同時期在北京刊印流通。善書圖書館中有同名善書,但那本是光緒丁丑三年(1877年2月13日-1878年2月1日)新鐫,醴南官溪劉藜光堂藏版,內容、刻印字體等也和此版本有差別。 | ||
書中有《金科輯要閨范篇》,在第十三卷后,版心有“金科流通處印”和“北京天華館代印”字樣,三卷均為梓潼帝君請頒,南天都劫司和桂宮武昌侯奉輯,桂宮顯祿侯奉定。另,卷下前有一《序》,說明《金科輯要閨范篇》頒行的原委。但是在影印的目录中,并没有《金科輯要閨范篇》。 | ||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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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卷十二 - 弟部發生例數 p.261-267a | *卷十二 - 弟部發生例數 p.261-267a | ||
*卷十三 - 忠部發生例數 p.267b-274 | *卷十三 - 忠部發生例數 p.267b-274 | ||
*金科輯要閨范篇p.275-304 | *金科輯要閨范篇p.275-304 <ref>并未出现在目录当中,这里是根据实际的书籍内容增补.</ref> | ||
**弁言 (北京金科流通處識) p.276a | **弁言 (北京金科流通處識) p.276a | ||
**玉準寬定刷送金科輯要恩例新條(附舊恩例) p.276b-278a | **玉準寬定刷送金科輯要恩例新條(附舊恩例) p.276b-278a | |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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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酒井忠夫所記年份錯誤,應該後推一個甲子,而且也並非一定是在四川刊行。實際上的時間為:《天律聖典》重版序寫在1932年,《金科輯要》刊在1922年,《輪科輯要》印在1924年。理由請見[[天律聖典 - U2]]. | 但酒井忠夫所記年份錯誤,應該後推一個甲子,而且也並非一定是在四川刊行。實際上的時間為:《天律聖典》重版序寫在1932年,《金科輯要》刊在1922年,《輪科輯要》印在1924年。理由請見[[天律聖典 - U2]]. | ||
而看善書圖書館本的《輪科輯要》,則有“光緒丁丑三年(1877)新鐫”和“醴南官溪劉藜光堂藏版”的字樣,總共有十四篇序文,兩篇“緣引”,一篇“札”。頭三篇序為:光緒三年桐月望日(1877年4月28日)<ref>桐月為農曆三月</ref>文昌帝君序<ref>pp.3-19</ref>、光緒三年暮春望日(1877年4月28日)<ref>暮春可代指農曆三月</ref>三界伏魔關聖題序<ref>pp.20-23</ref>、光緒三年暑月朔有五日(約1877年7月16日)<ref>暑月為農曆六月小暑大暑前後</ref>金闕侍讀僊君序<ref>pp.24-26</ref>。《文昌序》和《關聖序》內容上和北京版一致、《金闕侍讀僊君序》和北京版時間不同,內容小異。北京版《金闕侍讀僊君序》時間為光緒十年甲申蒲節(1884年5月29日)<ref>蒲節即端午節</ref>,並題為“復將原序校正”。“醴南官溪劉藜光堂”指的是醴陵南部官溪地區居住的劉姓藜光堂支派,和《金科輯要》(1856)降筆處一致。以文昌、關帝序呂祖的扶乩文獻,是為三聖齊全,符合清中期以來常見的扶乩神系。在《文昌帝君序》中有文“欲為劉子濂等之助資而登梨棗”<ref>pp.17-18</ref>,而《關聖序》中可見“今特命劉子濂等力行刊刻,互相傳誦”<ref>p.23</ref>,由此可知醴陵劉子濂為此版本《輪科輯要》(1877)的主要刊刻人。而《金闕侍讀僊君序》中說,“幸醴邑諸子虔誠具疏”,可見醴陵地區存在以劉子濂為中心的扶乩文人群體。又,三篇序文都呼應《金科輯要》<ref>如《金闕侍讀僊君序》中說“足與《金科》竝傳不朽也”</ref> | 而看善書圖書館本的《輪科輯要》,則有“光緒丁丑三年(1877)新鐫”和“醴南官溪劉藜光堂藏版”的字樣,總共有十四篇序文,兩篇“緣引”,一篇“札”。頭三篇序為:光緒三年桐月望日(1877年4月28日)<ref>桐月為農曆三月</ref>文昌帝君序<ref>pp.3-19</ref>、光緒三年暮春望日(1877年4月28日)<ref>暮春可代指農曆三月</ref>三界伏魔關聖題序<ref>pp.20-23</ref>、光緒三年暑月朔有五日(約1877年7月16日)<ref>暑月為農曆六月小暑大暑前後</ref>金闕侍讀僊君序<ref>pp.24-26</ref>。《文昌序》和《關聖序》內容上和北京版一致、《金闕侍讀僊君序》和北京版時間不同,內容小異。北京版《金闕侍讀僊君序》時間為光緒十年甲申蒲節(1884年5月29日)<ref>蒲節即端午節</ref>,並題為“復將原序校正”。“醴南官溪劉藜光堂”指的是醴陵南部官溪地區居住的劉姓藜光堂支派,和《金科輯要》(1856)降筆處一致。以文昌、關帝序呂祖的扶乩文獻,是為三聖齊全,符合清中期以來常見的扶乩神系。在《文昌帝君序》中有文“欲為劉子濂等之助資而登梨棗”<ref>pp.17-18</ref>,而《關聖序》中可見“今特命劉子濂等力行刊刻,互相傳誦”<ref>p.23</ref>,由此可知醴陵劉子濂為此版本《輪科輯要》(1877)的主要刊刻人。而《金闕侍讀僊君序》中說,“幸醴邑諸子虔誠具疏”,可見醴陵地區存在以劉子濂為中心的扶乩文人群體。又,三篇序文都呼應《金科輯要》<ref>如《金闕侍讀僊君序》中說“足與《金科》竝傳不朽也”</ref>,大致推測,不僅《輪科輯要》在內容上補充《金科輯要》,兩書的刊刻群體可能都和醴陵劉子濂有關。《輪科輯要》最初的刊行地點在湖南醴陵。 | ||
根据第一篇序言《孚佑帝君序》可知,从1877年十卷本《轮科》辑录完成之后,在1880年底又开始了新的增添,直到1884年才完全结束。按照“未得其人,亦未得其地”一语看,增添的工作应该不是在醴陵进行的,增辑的人应该也不是十卷本的编辑人员。 | |||
總括而言,可能存在兩種《輪科輯要》<ref>因此也存在相應的兩種《金科輯要》,分別為湘版1858,京版1926,但多一滬版1932,見於王見川、范純武所編《近代中國民間宗教經卷文獻》第四冊,但京滬兩版相同為重刊</ref>,分別如下: | 總括而言,可能存在兩種《輪科輯要》<ref>因此也存在相應的兩種《金科輯要》,分別為湘版1858,京版1926,但多一滬版1932,見於王見川、范純武所編《近代中國民間宗教經卷文獻》第四冊,但京滬兩版相同為重刊</ref>,分別如下: |
Latest revision as of 14:11, 25 January 2023
玉準輪科輯要 yu zhun lun ke ji yao |
別名 Other Titles: 輪科輯要 |
有關人物 Associated Persons: 孚佑帝君
出版地區 Place(s) of Publication: 北京同善總社金科流通處 版式 Format: 木刻版 出版者 Publisher(s): 北京同善總社金科流通處,北京天華館 出版年 Publication Date: 光緒甲申,1884;乙丑夏,民國14年,1925 載於 Located In: Jindai Zhongguo minjian zongjiao jingjuan wenxian - U第五冊 |
Cite as 引用為: "CRTA 玉準輪科輯要 - U19" |
《玉準輪科輯要》(簡稱《輪科輯要》),孚佑帝君請頒,乙丑夏(鳳凰山)述古老人題標題,北京同善總社金科流通處敬刊,版心有“北京天華館印”字樣。金科流通處也刊行了《三洞拾遺》版《金科輯要》,刊行年份為1926年,可以認為《輪科輯要》和《金科輯要》同時期在北京刊印流通。善書圖書館中有同名善書,但那本是光緒丁丑三年(1877年2月13日-1878年2月1日)新鐫,醴南官溪劉藜光堂藏版,內容、刻印字體等也和此版本有差別。
書中有《金科輯要閨范篇》,在第十三卷后,版心有“金科流通處印”和“北京天華館代印”字樣,三卷均為梓潼帝君請頒,南天都劫司和桂宮武昌侯奉輯,桂宮顯祿侯奉定。另,卷下前有一《序》,說明《金科輯要閨范篇》頒行的原委。但是在影印的目录中,并没有《金科輯要閨范篇》。
別名 Other Titles
輪科輯要
出版地區 Place(s) of Publication
北京同善總社金科流通處,北京天華館
出版年 Publication Date(s)
光緒甲申,1884;乙丑夏,民國14年,1925
有關人物 Associated Person(s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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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 Contents
- 目錄 p.1
- 卷一 p.3-42
- 卷二 - 誅不孝 p.43-61
- 卷三 - 誅不弟 p.62-86
- 卷四 - 誅不忠 p.87-109
- 卷五 - 誅不信 p.110-132
- 卷六 - 誅不禮 p.133-158
- 卷七 - 誅不義 p.159-185
- 卷八 - 誅不廉 p.186-210
- 卷九 - 誅不恥 p.211-232
- 卷十 - 發生九等途式 p.233-252
- 卷十一 - 孝部發生例數 p.253-260
- 卷十二 - 弟部發生例數 p.261-267a
- 卷十三 - 忠部發生例數 p.267b-274
- 金科輯要閨范篇p.275-304 [1]
- 弁言 (北京金科流通處識) p.276a
- 玉準寬定刷送金科輯要恩例新條(附舊恩例) p.276b-278a
- 凡例 p.278b-279a
- 目錄 p.279b
- 卷上 p.280-290
- 卷中 p.291-293
- 卷下 p.294-304
- 序 p.294b
- 卷十四 - 信部發生例數 p.305-312
- 卷十五 - 禮部發生例數 p.313-319
- 卷十六 - 義部發生例數 p.320-326
- 卷十七 - 廉部發生例數 p.327-333
- 卷十八 - 恥部發生例數 p.334-340
- 卷十九 p.341-369
- 卷十九之一 - 胎生例案 p.341-348a
- 卷十九之二 - 卵生例案 p.348b-353a
- 卷十九之三 - 溼(shī)生例案 p.353b-360
- 卷十九之四 - 化生例案 p.361369
- 卷二十 - 賞孝德 p.370-359
- 卷二十一 - 賞弟德 p.340-421
- 卷二十二 - 賞忠德 p.422-450
- 卷二十三 - 賞信德 p.451-477
- 卷二十四 - 賞禮德 p.478-506
- 卷二十五 - 賞義德 p.507-537
- 卷二十六 - 賞廉德 p.538-563a
- 卷二十七 - 賞恥德 p.563b-589
序跋等 Prefaces and Postfaces
- 卷一序
- 孚佑帝君序 - 光緒甲申春1884 p.5
- 諸葛武侯序(古風)p.6a
- 觀音大士序(浪淘沙詞) - 光緒甲申1884 p.6b-7a
- 金闕侍讀僊君 - 光緒十年甲申1884 p.7b
- 文昌帝君原序p.8a
- 關聖帝君原序 - 光緒三年1877 p.8b
- 十殿閻羅原序 - 光緒十年1884 p.9a
- 玉準寬定輪科輯要賞例新條p.9b-10a
- 金科輯要閨范篇p.275-304
- 弁言 (北京金科流通處識) p.276a
- 玉準寬定刷送金科輯要恩例新條(附舊恩例) p.276b-278a
- 序 p.294b
註疏 Commentary
始終以“孝悌忠信禮義廉恥”為說理的核心,分為“誅”“發生”“賞”三個部分,中間插入《金科輯要閨范篇》,在第十三卷之後。從內容的結構和《閨范篇》來看,《輪科輯要》和《金科輯要》有相當大的共性,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兩書都由北京金科流通處刊行。
根據酒井忠夫的研究,《金科輯要》于同治元年(1862)由湖南带至四川刊行,《輪科輯要》在同治三年(1864)在四川完成,兩書相合成《天律聖典》,在同治十年(1871)在四川刊行,之後《天律聖典》和《輪科輯要》都在民初重刊出版。酒井忠夫這一結論是從《天律聖典》同治十一年(1872)重版序中得來的。[2] 但酒井忠夫所記年份錯誤,應該後推一個甲子,而且也並非一定是在四川刊行。實際上的時間為:《天律聖典》重版序寫在1932年,《金科輯要》刊在1922年,《輪科輯要》印在1924年。理由請見天律聖典 - U2.
而看善書圖書館本的《輪科輯要》,則有“光緒丁丑三年(1877)新鐫”和“醴南官溪劉藜光堂藏版”的字樣,總共有十四篇序文,兩篇“緣引”,一篇“札”。頭三篇序為:光緒三年桐月望日(1877年4月28日)[3]文昌帝君序[4]、光緒三年暮春望日(1877年4月28日)[5]三界伏魔關聖題序[6]、光緒三年暑月朔有五日(約1877年7月16日)[7]金闕侍讀僊君序[8]。《文昌序》和《關聖序》內容上和北京版一致、《金闕侍讀僊君序》和北京版時間不同,內容小異。北京版《金闕侍讀僊君序》時間為光緒十年甲申蒲節(1884年5月29日)[9],並題為“復將原序校正”。“醴南官溪劉藜光堂”指的是醴陵南部官溪地區居住的劉姓藜光堂支派,和《金科輯要》(1856)降筆處一致。以文昌、關帝序呂祖的扶乩文獻,是為三聖齊全,符合清中期以來常見的扶乩神系。在《文昌帝君序》中有文“欲為劉子濂等之助資而登梨棗”[10],而《關聖序》中可見“今特命劉子濂等力行刊刻,互相傳誦”[11],由此可知醴陵劉子濂為此版本《輪科輯要》(1877)的主要刊刻人。而《金闕侍讀僊君序》中說,“幸醴邑諸子虔誠具疏”,可見醴陵地區存在以劉子濂為中心的扶乩文人群體。又,三篇序文都呼應《金科輯要》[12],大致推測,不僅《輪科輯要》在內容上補充《金科輯要》,兩書的刊刻群體可能都和醴陵劉子濂有關。《輪科輯要》最初的刊行地點在湖南醴陵。
根据第一篇序言《孚佑帝君序》可知,从1877年十卷本《轮科》辑录完成之后,在1880年底又开始了新的增添,直到1884年才完全结束。按照“未得其人,亦未得其地”一语看,增添的工作应该不是在醴陵进行的,增辑的人应该也不是十卷本的编辑人员。
總括而言,可能存在兩種《輪科輯要》[13],分別如下:
- 湘版《輪科輯要》(1877)[14]
- 京版《輪科輯要》(1925)
References
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
酒井忠夫,赖旭贞译,《近现代中国的善书与新生活运动》,《民间宗教》第二辑,1996
電子全文 Digital Fulltext
湘版《輪科輯要》見 :玉準輪科輯要